中華二千年史

鄧之誠為教學需要，始著《中國通史》，1934年商務印書館把其列入《大學叢書》，并更名為《中華二千年史》，二十年后，著者續(xù)纂明清部分，全書告成，洋洋二百七十萬字，在同類史著中特色獨具。

從秦之統一，講至辛亥革命清亡，內中歷敘三國、兩晉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遼金夏元等，終定5卷9冊，真可謂煌煌巨制。該書融紀事本末體、編年體、紀傳體、章節(jié)體等幾種體裁于一爐，而尤以紀事本末體為全書主干，編制各朝史實、制度、學術、文學、風俗、宗教等，并輔以圖表，以簡馭繁，條目清晰，內容豐富。

顧炎武治史“搜落史料，印證實物”，鄧之誠貫用其法，書中大量采錄原文，一字不易，涉及正史、編年、別史、典故、傳記雜事、碑版石刻、州郡地志、文集選本、稗官小說等，可謂取材廣闊，考訂精嚴。

20世紀中葉，顧頡剛點評當時史學，以為此前近百年通史撰述“很少能達到理想地步”，其中較近理想的就有鄧之誠的...

鄧之誠為教學需要，始著《中國通史》，1934年商務印書館把其列入《大學叢書》，并更名為《中華二千年史》，二十年后，著者續(xù)纂明清部分，全書告成，洋洋二百七十萬字，在同類史著中特色獨具。

從秦之統一，講至辛亥革命清亡，內中歷敘三國、兩晉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遼金夏元等，終定5卷9冊，真可謂煌煌巨制。該書融紀事本末體、編年體、紀傳體、章節(jié)體等幾種體裁于一爐，而尤以紀事本末體為全書主干，編制各朝史實、制度、學術、文學、風俗、宗教等，并輔以圖表，以簡馭繁，條目清晰，內容豐富。

顧炎武治史“搜落史料，印證實物”，鄧之誠貫用其法，書中大量采錄原文，一字不易，涉及正史、編年、別史、典故、傳記雜事、碑版石刻、州郡地志、文集選本、稗官小說等，可謂取材廣闊，考訂精嚴。

20世紀中葉，顧頡剛點評當時史學，以為此前近百年通史撰述“很少能達到理想地步”，其中較近理想的就有鄧之誠的《中華二千年史》。作為一部頗具特色的歷史著作，《中華二千年史》自問世以來就在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，不僅長時間用作高校中國史教材，一直到今天，該書仍是青年學生學習歷史的必讀之書。而原書揭示中華民族治亂興衰的原因，高揚群策群力締造民族業(yè)績的團結精神，更可供今人借鑒，以期經世致用。

鄧之誠(1887—1960)，字文如，號明齋，又號五石齋，江蘇江寧（今南京市）人。受家學影響，嗜六朝書史。先畢業(yè)于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，后入昆明云南兩級師范學堂專攻文史。畢業(yè)后，擔任《滇報》編輯。1917年應北京大學之聘，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。1921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學、北平師范大學、北平女子文理學院、輔仁大學、燕京大學史學教授，以潛心教學著書為終生職志。1952年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，專任明清史研究生導師，并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。曾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，門人弟子號稱三千，后人稱他“為人為學，頗有古名士風”。

一生治學嚴謹，博聞強識，著述甚豐，除本書外，有《骨董瑣記全編》《桑園讀書記》《東京夢華錄注》《清詩紀事初編》等著作。一生酷喜鈔書、印書，在執(zhí)教之余，還先后審核、鑒定付之校印的有茅瑞徵《萬歷三大征考》傳鈔本、董其昌《...

鄧之誠(1887—1960)，字文如，號明齋，又號五石齋，江蘇江寧（今南京市）人。受家學影響，嗜六朝書史。先畢業(yè)于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，后入昆明云南兩級師范學堂專攻文史。畢業(yè)后，擔任《滇報》編輯。1917年應北京大學之聘，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。1921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學、北平師范大學、北平女子文理學院、輔仁大學、燕京大學史學教授，以潛心教學著書為終生職志。1952年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，專任明清史研究生導師，并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。曾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，門人弟子號稱三千，后人稱他“為人為學，頗有古名士風”。

一生治學嚴謹，博聞強識，著述甚豐，除本書外，有《骨董瑣記全編》《桑園讀書記》《東京夢華錄注》《清詩紀事初編》等著作。一生酷喜鈔書、印書，在執(zhí)教之余，還先后審核、鑒定付之校印的有茅瑞徵《萬歷三大征考》傳鈔本、董其昌《神廟留中奏疏匯要》明鈔本四十一卷、張萱《西園聞見錄》傳鈔本一○七卷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