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英時回憶錄
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，是中國現(xiàn)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。我深切感到：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(xiàn)出來，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(fā)展。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，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(shù)、思 想和文化的領(lǐng)域之內(nèi)。不用說，我所經(jīng)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(lǐng)域得來的。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。同時我也相信，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，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。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，可以互證所同、互校所異。出版這部「回憶錄」的另一動機：拋磚引玉，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。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，我想說：我在《回憶錄》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，無論得失如何，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，作為一種參考?！嘤r
全球華人引領(lǐng)翹望，期待已久的鉅作，《余英時回憶錄...
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，是中國現(xiàn)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。我深切感到：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(xiàn)出來，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(fā)展。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，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(shù)、思 想和文化的領(lǐng)域之內(nèi)。不用說，我所經(jīng)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(lǐng)域得來的。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。同時我也相信，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，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。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，可以互證所同、互校所異。出版這部「回憶錄」的另一動機：拋磚引玉，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。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，我想說：我在《回憶錄》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，無論得失如何，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，作為一種參考?！嘤r
全球華人引領(lǐng)翹望，期待已久的鉅作，《余英時回憶錄》終於問世了。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第一屆唐獎得主，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(shù)獎肯定，可謂聲蜚國際。這部回憶錄具現(xiàn)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，以及轉(zhuǎn)折，與時代變亂相綰繫，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，最重要的學人心史。從訪談到成書，歷十二寒暑，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，可見一斑。
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，《余英時回憶錄》的問世，不啻暮鼓晨鐘，發(fā)人省思。
余英時
祖籍安徽潛山，1930年生。燕京大學肄業(yè)，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(yè)，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，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(lián)陞。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歷任哈佛大學教授、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、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。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。
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(fā)有「人文諾貝爾獎」之稱的「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」，第一屆唐獎得主。著有《歷史與思想》（1976）、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（1976）、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（1978）、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：古代篇》（1980）、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》（1984）、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（1987）、《中國思想傳統(tǒng)的現(xiàn)代詮釋》（1987）、《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》（1995）、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》（1998）、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（200...
余英時
祖籍安徽潛山，1930年生。燕京大學肄業(yè)，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(yè)，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，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(lián)陞。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歷任哈佛大學教授、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、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。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。
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(fā)有「人文諾貝爾獎」之稱的「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」，第一屆唐獎得主。著有《歷史與思想》（1976）、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（1976）、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（1978）、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：古代篇》（1980）、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》（1984）、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（1987）、《中國思想傳統(tǒng)的現(xiàn)代詮釋》（1987）、《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》（1995）、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》（1998）、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（2003）、《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》（2004）、 《中國文化史通釋》（2010）、《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》（2011）、《方以智晚節(jié)考》（2012）、《論天人之際》（2014）等多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