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

編者序言

三年前商務印書館委托我編纂一部近現(xiàn)代西方有關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選集。這里的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，其涵義大致相當于當今西方通常所謂的“思辨的歷史哲學”和“分析的歷史哲學”以及我國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“史論”。經(jīng)過和幾位同志磋商之后，我們都認為這對我國歷史學界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，遂決定承擔下來。

不用說，這方面的資料浩如煙海，要想編纂一部比較全面的選集，誠非易事。我們從此前斯特恩（Fritz Stern）、蓋德納（Patrick Gardiner）、梅葉霍夫（Hans Meyerhoff）和張文杰兄的各家選本（而尤其是邁納克[Friedrich Meinecke]的巨著《歷史主義的興起》一書）中，得到了不少的啟發(fā)和線索；但最后的選擇和取舍，終究是要由自己做出，而不能、也不應簡單地抄襲前人。古往今來的一切選家，總是根據(jù)自己當時的理解來進行選擇；因此沒有兩...

編者序言

三年前商務印書館委托我編纂一部近現(xiàn)代西方有關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選集。這里的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，其涵義大致相當于當今西方通常所謂的“思辨的歷史哲學”和“分析的歷史哲學”以及我國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“史論”。經(jīng)過和幾位同志磋商之后，我們都認為這對我國歷史學界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，遂決定承擔下來。

不用說，這方面的資料浩如煙海，要想編纂一部比較全面的選集，誠非易事。我們從此前斯特恩（Fritz Stern）、蓋德納（Patrick Gardiner）、梅葉霍夫（Hans Meyerhoff）和張文杰兄的各家選本（而尤其是邁納克[Friedrich Meinecke]的巨著《歷史主義的興起》一書）中，得到了不少的啟發(fā)和線索；但最后的選擇和取舍，終究是要由自己做出，而不能、也不應簡單地抄襲前人。古往今來的一切選家，總是根據(jù)自己當時的理解來進行選擇；因此沒有兩種選本是雷同的，我們目前的這個選本也不例外。雖然為了搜集、挑選和翻譯這些資料，我們也曾付出不少勞動，但遺憾的是有些材料仍一時未能找到，有些選擇限于我們的水平未必妥當，而我們譯文中的錯誤和抵悟也不敢自保。這項工作已進行三年有余，不宜再拖，所以暫先結集出版。如有可能，希望過些年后出下一版時，根據(jù)專家和讀者們的意見以及我們自己今后可能有所提高的水平，再加以增刪和核定。

書中所選材料，凡是有中文譯本的，我們都盡量采用中文譯本；至于沒有中文譯本的，均由我們自己動手譯出?？赡芪覀兊淖g文在數(shù)量上要比已有的譯文，還更多一些。由于譯文不是出自一人一時之手，所以從文字到內(nèi)容都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，已無法強行統(tǒng)一。這一缺點，尚乞讀者垂鑒。原文的出處、選者、譯者，都已在各章的末尾注明。

參加本書編選和翻譯工作的，是清華大學文化研究所的以下工作人員（按姓名筆劃）：劉鑫、李春平、何冰、何兆武、張立平、柳卸林、程鋼、程捷、蔣勁松。最初的提綱是由我草擬的，后來在工作過程中又經(jīng)過各個參加工作同志的商討和修訂，最后遂呈現(xiàn)為本書目前的面貌。主編工作原請柳卸林同志擔任，其后他因工作調(diào)動不能繼續(xù)擔任，遂仍由我承乏。程鋼同志對全書的組織和統(tǒng)一，做了許多工作。清華大學文化研究所的羊滌生、錢遜、胡偉希、張金華。韓曉華、閻秀芝、張淑琴等同志，商務印書館的陳應年、武維琴、陳兆福等同志，都曾對我們的工作給予熱情的指導和幫助，在此一并致謝。

何兆武謹記

92年9月 北京清華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