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考定文王世子后

書考定文王世子后

余少讀世子記，怪其語多復(fù)?枝贅既，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，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，而未有以黜之。及觀前漢書，王莽居攝，群臣獻議，稱明堂位，周公踐阼，以具其儀，然后知是篇誣妄語，亦當(dāng)時所增竄也。是篇所記，教世子之禮也，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，周公踐阼者三。成王幼而孤，無由習(xí)世子之禮，非關(guān)不能踐阼也。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，豈必踐阼而后法可抗哉。其強而附之，增竄之跡。隱然可尋。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于亭長曰：攝皇帝當(dāng)為真。故偽附此記，以示年齒命于天，而夢中得以相與。昔周文武實見此兆。則亭長之夢。信乎其有征矣。嘗考周官顯悖于圣道者，實有數(shù)端，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(yīng)。故公孫祿謂歆顚倒五經(jīng)，使學(xué)士疑惑，其罪當(dāng)誅。意當(dāng)其時，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、禮記本文，而憤其偽亂，故祿亦疾焉。余于周官之不類者，既辨而削之，乃幷芟薙是篇，稍移其節(jié)次，而發(fā)其所以然之義。孟子曰予豈好辨哉？予不得已也之?dāng)?shù)者，乃禮義之大閑。自前世或疑而未決，或習(xí)而不知其非，故不自揆，刊而正之，以俟后之君子。

莽之亂政，皆托于周官，而僭端逆節(jié)，一征以禮記。其引他經(jīng)，特遷其說，謬其指，而未敢易其本文。蓋武帝時，五經(jīng)雖并列于學(xué)官，而易、詩、書、春秋傳誦者多，故說可遷，指可謬，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。儀禮孤學(xué)，自高堂生而外，學(xué)者徒習(xí)其容而不能通其義，故于喪服微竄經(jīng)文，附以傳語，至戴記則后出而未顯。周官自莽與歆發(fā)，故恣為偽亂。然恐海內(nèi)學(xué)士或閑見周官之書，而傳儀禮、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，故特征天下有逸禮、古書、毛詩、周官、爾雅、天文、圖讖、鐘律、月令、史篇文字者，并詣公車，至者以千數(shù)，皆令記說廷中。而又使歆卒父業(yè)，典校群書而頒布之，使前見周官、儀禮、戴記之本文者，亦謂歆所增竄，雜出于廷中記說，而疑古書所傳，或有同異。其巧自蓋者，可謂曲備矣。自班固志藝文，壹以歆所定七略為宗，雖好古之士，無所據(jù)以別其真?zhèn)?，而每至歆所增竄，則鮮不以為疑。蓋書可偽亂，而此理之在人心者，不可蔽也。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，至東漢之初，馬融始入焉。其為歆所偽作，無可疑者。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，莫不與莽事相應(yīng)，一如莽之亂政，分竄于諸官，先圣之經(jīng)，古賢之記，為歆所偽亂者，轉(zhuǎn)賴其自蓋之跡，以參互而得之，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？蓋若天所牖焉。后之人或以專罪余，則非余之所敢避也。

莽之求書，先逸禮，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。次古書，以稱周書逸嘉禾篇，假王涖政也。次毛詩，以毛氏后出未顯，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，謬其指者，或出于毛氏也。次周官，其亂政皆分竄于諸官也，并及爾雅雜家，使眾莫測也。易、春秋無求焉，以莽事無所托，雖有稱引，而于本文無增竄也。昔朱子謂戴記所傳，或雜以衰世之禮，然相提而論，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，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(fù)與以三者；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，如士服，及士之子為大夫，則其父母不能主者。凡此皆先儒所深病，?士所心非也。莽為其母功顯，君服天子之吊服，而不主其喪，則雜記之文，毋亦歆所增竄，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閑耳。而古者子為大夫，于父母之服即有變，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？子為大夫，父母之為士者，尙不敢主其喪，況居天子位，與尊者為體，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？歆既邪惡，而文學(xué)乃足以濟其姧，凡所增竄，辭氣頗與戴記、周官為近，故歷世以來，群儒雖究察其非，終懷疑而未敢決焉。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，考其禍敗，未有如莽之甚者。余攷自古承學(xué)之士，通經(jīng)習(xí)禮，而為妖為孼，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。然莽以六藝文姧言，當(dāng)其時，即交訕焉，而歆蠧蝕經(jīng)傳以誣圣人，亂先王之政，至于千七百余年而莫敢薙芟，則歆之罪，其更浮于莽也與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