荅司馬君實論樂書范鎮(zhèn)

荅司馬君實論樂書范鎮(zhèn)

昨日辱書，以爲鎮(zhèn)不當爲議狀，是房庶尺律法。始得書，?然而懼曰：鎮(zhèn)違羣公之議，而下與匹士合，有不適中，宜獲戾於朋友也。既讀書，乃釋然而喜曰：得君實之書，然後決知庶之法是，而鎮(zhèn)之議爲不謬。庶之法與鎮(zhèn)之議，於今之世，用與不用，未可知也。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(zhì)之，故終之以喜也。君實之疑凡五，而條目又十數(shù)，安敢不盡言解之。君實曰：漢書傳於世乆矣，更大儒甚衆(zhòng)庶之家，安得善本而有之。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(zhèn)也。是大不然。鎮(zhèn)豈可欺哉，亦以義理而求之也。春秋夏五之闕文，禮記玉藻之脫簡，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。亦以義理而知之也，猶鎮(zhèn)之知庶也，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？又云：一黍之起於劉子駿、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。夫古者有律矣，未知其長幾何，未知其空徑幾何，未知其容受幾何，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！宜起一黍，積而至一千二百，然後滿，故曰一黍之起，積一千二百黍之廣。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，豈得爲冗長乎？若如君實之説，以尺生律，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，而後論用黍之法也。若爾，是子駿、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。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，是爲新尺，一丈二尺者，君實之意，以積爲排積之積，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？夫積者，謂積於管中也，廣者，謂所容之廣也。詩云，乃積乃倉，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。又云孔子曰，必也正名乎者，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(wèi)之父子君臣之名分，豈積與廣之謂邪。又云：古人制律與尺、量、權、衡四器者以相參校，以爲三者茍亡，得其一存，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。又云黍者自然之物，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。古人之慮後世，其意或當如是。然古以律生尺，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，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，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？若如君實之説，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，知彼而不知此也。又云徑三分，圍九分者，數(shù)家之大要，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，今三分四釐六毫，其圍十分三釐八毫，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？漢書曰：律容一龠，得八十一寸，謂以九分之圍，乗九寸之長，九九而八十一也。今圍分之法既差，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。如欲知庻之量與尺合，姑試驗之乃可。又云：權?與量，據(jù)其容與其重，必千二百黍而後可。至於尺法，止於一黍爲分，無用其餘。若以生於一千二百，是生於量也。且夫黍之施於權?，則由黃鍾之重；施於量，則由黃鍾之龠；施於尺，則由黃鍾之長。其實皆一千二百也。此皆漢書正文也，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？豈得謂尺生於量邪？又云：庻言太常樂太高、黃鍾，適當古之仲呂。不知仲呂者，果后?之仲呂邪，開元之仲呂耶？若開元之仲呂，則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者。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，無復議也。又云：方響與笛，里巷之樂，庸工所爲，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，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，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，亦無復議也。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，制爲律呂，無忽微之差，乃黃帝之仲呂也，豈直后?、開元之云乎？書曰：律和聲。方舜之時，使?典樂，猶用律而后能和聲。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，以爲適然，而欲以求樂之和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，其可得乎？其可得乎？太史公曰：不附青雲(yún)之士，則不能成名。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。惟其是而附之則可，其不是而附之，安可哉？諺曰：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。君實之議，無乃爲浴者?乎？君實見咨，不敢不爲此諓諓也。不宣。鎮(zhèn)再拜。